作者：梁锡崴
来源：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年,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为一个初生的婴儿取名为阿马蒂亚(Amartya),意为“不凡”。诗人对孩子的父母说:“这是一个杰出的名字,而我也能预见到这个孩子将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如今,他的预言实现了。65年后,这个昔日的孩子因为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而被授予了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亚洲人,他就是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
森生于印度的孟加拉湾,在印度完成他的学士学位后便赴英伦求学。年获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其后便辗转于印度和欧美各大学任教,先后执教于伦敦经济学院、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名校,并于今年的1月重返剑桥的三一学院,担任该院院长。
森的家族与泰戈尔有着特殊的关系。森的外祖母便是泰戈尔的私人秘书。森承认,泰戈尔诗歌中对人性和良知的赞颂对他影响至深,而他又把这种影响活化到了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所说,森的研究体现出“经济学中的良知”。他学术研究中最独特之处和最成功的地方在于他将经济学与道德规范重新结合在一起,将经济学重新引回了注重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道路,在此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福利经济和发展经济学的面貌。这就是西方传媒将森称为“经济学家与哲学家的结合”,“经济学与伦理学的统一”的原因所在了。
在经济学的幼年,经济学家们普遍重视对价值观念的研究,如亚当·斯密等,但到了近代,价值和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冷淡。即便是许多专门研究福利问题的福利经济学,如卡尔多、希克斯、罗宾斯等也受了影响。他们认为,经济学只应研究资源配置或效率最大化问题,而应把价值判断甚至是公平分配剔除出经济学的考察范围,这就是所谓价值免谈的观点。森极力抨击这种论调,他认为这种价值免谈的原则对可以运用的信息施加了种种限制,使得非经济但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很大的事件如压迫、剥削等被排除在社会福利函数之外,这样便使经济学的信息基础极为薄弱,也使得对社会福利的判断往往极不全面甚至谬误百出。森写道,这种论调无异于“赞同这样的社会存在,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可能任意折磨1个不情愿的受害者”。
在70年代出版的名著《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中,森重新发现和系统论证了价值取向、伦理道德这些“非经济”领域对于经济理论和现实生活的重要意义并成功地运用价值判断解决了许多传统福利经济学无法回答的问题,如“囚犯的困境”、“阿罗不可能定理”等等,引起了轰动。许多评论写道,森横空出世,立场鲜明地将似乎是非经济的价值判断引入“冰冷”的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凸现了社会伦理道德对于经济活动的重大作用,使得这些久被遗忘的领域又重新进入经济学的视野之内。将“为往圣续绝学”用在森身上,实在是恰如其分。
随后,森又转向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在最近的十五年中,森的注意力集中在较少为人重视的对灾荒、贫困以及歧视等问题的分析上,将他提出的对“个人权利”和“能力”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取得了极大成功。这些工作不但为他赢得了世界性的荣誉,更赢得了世人的爱戴。难怪在他获奖后,西方媒体一致认为,他获奖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更是因为他与贫困、无知和剥削所做的长期不懈的斗争。
也许是因为生长在贫困的印度大陆,森对经济发展的理解也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学家不同。在西方传统经济学眼中,社会发展几乎等于人均收入的增长。因为经济学家们总是假设财富的增加也会随之带来福利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财富万能”观点。森认为,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例如,一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人民的健康水平和人均寿命反而高于许多人均收入高的国家,这就充分显示出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的不足。森旗帜鲜明地写道:“我们必须注意事物的底层,而不仅是反映多数人生活状况的平均数。”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增长本身,而是因为“增长过程中带来的相关利益。例如更高的预期人均寿命、更好的教育等等,因此,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非目标”,社会进步的关键在于对个人“权利和能力的提高”。他认为,“经济发展最终应该归结到人们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例如人们是否长寿、健康,能否读书写字、相互沟通等等”,因此“经济发展应该被视为一个个人能力不断扩展的过程”,而经济也不应只局限于研究总产出、总收入,而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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