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杜珂
平台经济是新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新的交易组织形式。随着新一代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商品交易平台、平台经济及外部性对整个经济形态及其下的产业体系、产业结构、相关产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深入理解平台的本质和竞争特点，及其对产业效率产生的影响，对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平台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此，《比较》编辑室特于近日组织召开了“平台经济与竞争”在线研讨会，围绕着平台经济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空间进行了深度交流。本文为会议整理稿，供大家参阅。平台经济是新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新的交易组织形式。随着新一代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商品交易平台、平台经济及外部性对整个经济形态及其下的产业体系、产业结构、相关产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了“发展平台经济”。
深入理解平台的本质和其竞争特点，及其对产业效率产生的影响，对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平台经济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7月14日下午，《比较》编辑室召开“平台经济与竞争”在线研讨会，围绕着平台经济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空间进行了深度交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李青、天津财经大学教授于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培林、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研究员江飞涛、《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滴滴政策法规研究院院长张迎涛、百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张丽君等出席。
//平台的经济学认知//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迅猛发展，一批平台企业迅速崛起，渗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生活便利，颠覆既往商业模式的同时，也引发了关于垄断、消费者信息保护、网络数据安全、平台监管的讨论。迈入数字经济时代，迅速发展的平台经济这一新生事物，如何看待之？无疑，这需要回溯到其本质：什么是平台经济？有何特征？
《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认为，经济学中的“平台”现在已经被用来泛指所有“用户（如买方和卖方）之间交换商品、服务和信息等的交易场所”，可能是物理形态，也可能是虚拟形态。这样的平台有几个特点。第一，它具有二重性，作为企业，要盈利，但它的业务是提供交易撮合服务，又是市场。竞争问题、治理问题都从这个特点生发出来。第二，它具有外部性；第三，数据驱动。
在陈清泰看来，平台公司是一个新物种，它不是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者，而是为购买者和供应商提供一个连接、撮合和交易的场合，也就是平台。并在这个平台上，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信息、信誉、支付等服务，还承担了对平台系统的技术保障和管理的责任，对促进双边和多边贸易发挥了匹配促进作用。
于立进一步将平台进行了分类，认为现有的各种平台需要细分，不能笼统的一而概之。他按照不同的标准，将平台分为数字平台与非数字平台、标准平台与非标准平台、营利性平台与非营利性平台、单边平台与双边平台。进一步地，数字平台分类方法可分为产业导向型与市场导向型。“产业导向型平台分类不适合竞争政策研究，是统计工作需要的；市场导向型平台分类才是竞争政策研究的对象”，于立说。
于立认为，国家标准行业分类中的第64类——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及其下属行业分类，存在许多不足，而且属于产业导向型分类方法。如果按中介性或商业模式，数字平台可分为基础平台、广告主导平台和应用平台三种类型。这种市场导向的数字平台分类才是研究竞争政策所需要的。第一类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等基础网络，以及方正宽带、天翼宽带、网通宽带等辅助网络服务商。对这类基础平台，产业政策有很大的作用，不能笼统的全靠竞争政策。第二类平台是广告主导的平台，如搜索引擎、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电子信箱、地图导航等平台，一边免费，单边收取广告费，“网络外部性突出，跨界作用大，是反垄断行政执法的重点，行政执法要主动”。第三类是电子商务、网约服务、餐饮外卖、收费检索、在线旅行、移动支付、影视音乐和网络游戏等平台，“行政执法要包容审慎，尽量少介入，法院应多介入，让原告被告两方据理力争去博弈”。不同类型的数字平台对应不同的监管政策，需要有不同的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不同的行政执法与法院执法的配合，和不同的竞争执法与竞争倡导的组合。
在数字平台中，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高度统一。于立给这个标准的数字平台下了定义：一是平台的投入品和产出品都是数据或者数字产品；二是平台必须有中介性；三是平台是双边市场或多边市场；四是必须基于互联网。完全满足四个特征的是就是标准数字平台，其余的则是非标准数字平台。
在于立看来，严格按照产业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单个平台是企业，同类企业集合就是产业。但企业集团既是企业特征又有市场特征，具有“二重性”。企业集团外部是纯市场关系，而企业集团内部的企业之间既有协调关系，也有市场关系。阿里或者腾讯这样的商业组织，外界看其更像“超级大企业”，但在其企业集团内部，按业务又分很多子公司，所以不能笼统地把整个集团看成一个平台，相应的业务也不在同一市场。于立提出，除了产业经济学的SCP分析范式，更要运用到EBC范式（即企业—业务—行为分析范式），不能把企业集团当成一个“企业”，然后按“业务”对应到细分市场，进而界定相关市场，然后再看“行为”是否全法合规。这是对竞争政策实施提出的新要求。
在高红冰看来，用平台去简单地界定阿里巴巴数字经济业态，并不完全切合企业实际状况。相对于平台作为一个抽象的学术名词、政策监管对象，他更愿意用数字经济新的分工体系、协作体系、协同体系这样的概念来描述“平台”。这个体系跟过往传统的分工体系、价值链上下游，甚至线性的产业链都有很大的不同。
高红冰认为，“平台是一种新的产业组织形态和社会分工体系，这会带来整个生产组织和产业组织理论极大的变化，它直接影响了经济理论、社会分工理论中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平台不能简单理解为一种信息匹配系统，而应该更类似一种互操作系统。运营平台的企业，其主要的功能是这个技术系统与业务系统的运营方，它同客户、合作伙伴和消费者一起，都在使用这个互联互操作系统”，高红冰说。
//平台创造的经济效应及社会价值//现在的平台到底为什么做那么大，为社会创造了什么，是不是像很多人认为的一样，其实没有创造价值？为什么平台不仅能做交易，又有资格做“云”，平台如果继续扩大，效率还能提升多少？政策应该对平台进行一个怎样的回应？陈永伟抛出了当前针对平台的灵魂追问。
陈清泰说，平台经济是千百年来，商业模式最大的一次革命。展望未来，平台经济将会以更大的程度来取代传统商业模式，成为交易方式的主体。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巨大变革，是走向数字经济迈出的重要一步。平台经济的颠覆性不仅冲击了传统商业模式，促进了供给侧结构改革，还迅速地改变了广大居民获取信息的方式、交易模式、购物模式、出行模式、支付模式，深刻地改变着居民的社会生活习惯。从政府到企业，甚至平民百姓都从切身实践中感悟到互联网数字技术无比强大的渗透力和非凡的重要性。“可以说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平台经济是数字中国、数字社会的一个演练场，是数字技术普及的大课堂，为迈向数字经济进行了重要的铺垫。”
每年双十一当天，天猫、京东等平台的惊天零售额每每令人叹为观止。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消费平台拉动了国内消费。陈清泰举了一组数字：年网上零售额达到了10.6万亿，当年双十一当天，网络零售达到了17.8亿单，金额达到1.48万亿，相当于全国每人下单超过一笔，人均消费额达到元。
在陈清泰看来，在线平台信息成本接近于零，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匹配率，提升了满意度，促进了消费，使买卖双方均受益。而且，降低了营商创业门槛、创新门槛，促进了就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近期又快速扩展到了农村，成为经济社会企业居民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教育模式。这种在信息技术普及、移动互联网广覆盖条件下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平台经济，是商业模式上的一种创新，本质是交易活动的数字化、信息化、网联化，很好地迎合了在产品与服务交易中供需双方对掌握更多信息的渴望。
陈永伟也认为，衡量平台的社会价值，要综合考虑平台的价值和作用，匹配买卖双方，使没办法进行的交易变成交易，赋予信任让交易或者交互更加便捷，赋能企业提高生产效率。他通过计算便利剩余和多样性剩余来估算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这两种平台创造的经济价值，通过计算线上消费比线下消费结余的时间成本和交通成本等等来计算便利剩余，通过对比有无平台实现的商品多样性来计算多样性剩余，“年电商平台至少创造了1.16万亿消费者剩余，我们参考了Brynjolfsson的方法进行评价和评测，社交媒体平台至少能贡献3%左右的GDP，还不包括在就业等方面的贡献”。
江飞涛进一步提出，要对平台企业在创新组织和创新行为方面做更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