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年至年的八年中，毕克齐处于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人民在敌人的蹂躏之下，无不思念民族的复兴；生产除罂粟的种植有所扩大而外，粮食、经济作物、蔬菜等生产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发展；教育自然是一个停顿的阶段。这一停顿，为期八年，损失之大，可想而知。
日伪时期，改用成吉思汗纪元。年(民国二十七年)为成纪年。这年毕克齐原来的两所学校陆续复学。一为土默特旗立第二小学(真武庙内)，一至四年级复式教学。一为厚和市(即今呼和浩特)信安乡小学(关帝庙内)，四个教室，六个年级，三四年级复式，五六年级复式。真武庙有学生约三十名，关帝庙有学生约一百五十名，全镇总共有学生不到二百名。
由于许多家长不愿意自己的孩子上日本人办的学校，不愿孩子受奴化教育(特别是不愿学日语和向东方遥拜)，所以镇内出现了不少私塾，让孩子们去接受封建的启蒙教育，目的是“睁开个眼，认得自己的名字就行了”。群众先后自发办起的私塾不下十处，每个私塾学生多则三四十人，少的也在十人以上。
这种“双轨”制的教育情况，一直延续到年上半年。
(二)
抗战胜利前夕，毕克齐有私塾四所。最大的一所设在二道桥对正的三合店院内，塾师张之祥。其父张铎先生，一生教书，人称“小张先生”。以解家的学生为主，后街、银匠房子、流水巷子、香房巷子的学生都在张先生塾中念书。其次，西大成店院内有山西崞县人郭建铎先生私塾一所，学生约三十人。郭先生右足跛，走路一颠一颠，人们暗称他为“郭拐子”。西头各巷，如曲房巷、衙门巷、崞县巷以及南园子的学生大多在郭先生塾中念书。奶奶庙街正对奶奶庙的西大门中有马先生(马辑)的私塾一所，学生也有二十名上下，马王庙街、奶奶庙街、庆春园巷以及头道桥东的学生多在马先生塾中念书。张文正先生在关帝庙街东口自家院内办私塾一所，二道街、三道街、四道街、北园子、碾道巷子不少学生在张先生塾中念书，学生在二十人上下。
这些私塾属于“散馆”性质，以一年为期，根据学生所读书籍的不同，付给先生一定数量的“束脩”(即送给先生的报酬)，可给粮食，亦可给现款(蒙疆银行的钞票)。如郭建铎先生的“束脩”是：念《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学生一年收小麦六斗(可随市折价付钱)，念《经》书的学生则要收一石。初入学的蒙童只收三、四斗。其他各塾与此略同。有的贫寒家庭，孩子只上“春冬”塾，农忙回家劳动，“束脩”多不定，家长与先生面议。
从授课内容上看，属于“蒙馆”，启蒙学生占多数，念《四书》的较少，念《经》书的绝少。学生入塾后依次读的书为《百家姓》、《千字文》等。然后读《四书》。念《四书》的学生，兼读《幼学琼林》、《朱子治家格言》等书，念《经》书的，兼读《纲鉴辑要》、《唐诗三百首》等书。
教授法为传统的“诵背”法，整日诵读，早晨背生书(新教的)，下午背温书(以前学过的)。有的先生开讲，由先生给讲解所读书的文句，学生次日回讲。大一点的学生学珠算和简单的笔算(只限于加减)。
“诵背”而外，主要的一门为习字，初为描红，次为写引子(白纸下边衬先生给题写的仿引，也可写买的仿引)。大一点的学生则临帖，照着颜、柳、欧、赵等历代名书家的字帖写字。写好后，先生给“判仿”，写得好的字，用红笔在右上方点个红点(也有的画个红圈)，写得不好的字，画个竖红杠。
学生不过星期日，大热天“闭伏”，犹如现在的放暑假；大冷天“闭冬”，犹如现在的放寒假。一些传统的节日，家长给先生送些礼品，如端阳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春节送猪肉、油炸糕等。另外，一如旧俗，每年二月和八月上旬的丁日，各放假一天，叫做“祭丁”，即祭孔子之意。这天，学生各自给先生送现钱(款额不等，似乎最少一元，也有送三元、五元的)，先生则给学生每人一份备好的食品(如麻花、刀切、蒸馍等)。“祭丁”是先生、学生都盼望的，先生可以收取一些钱，可补清贫生活之不足，学生可吃到零食，休息一天。
(三)学校是采取新式的班级授课制，这无疑有利学生身心的发展。
日伪时期，也实行蒙汉分治，毕克齐的蒙校属巴彦塔拉盟土默特旗管，汉校属厚和市管，只是没有归绥县了。所设的统一课程为日语、算术、修身、体育(一、二年级为游戏)、图画、唱歌、汉文，蒙校学生学蒙文。
有升留级制度，计分采取百分制，六十分及格。每周授课六天，星期日休息。
蒙、汉校均收女学生，男女混合编班。
当时十分强调决战意识的教育，这是日寇侵华期间奴化教育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实际就是灌输其军国主义的“大东亚战争”精神，只是给它罩上了“建设蒙疆”、“扶植邦民子弟”、建设“王道乐土”的外衣而已。这种精神除溶于教材之中，还通过“训话”的方式进行。然而这种教育除去死心踏地地为日寇卖力的极少数“监督官署”派来的汉奸而外，绝大多数教员是抵制的，他们平时并不对学生进行这种教育。
另一门被大家抵制的课程为日语，学校借口缺乏教师暂停日语课，学生受家长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心理上对日语也不感兴趣，日语课的开设实际只有形式。
个别教师在汉文课上除教课本而外，还加授些儿歌、古诗。低年级教学生学学《蜘蛛的自述》，其中有“堪笑春蚕，吐丝自绑，怎及我经纬伸长”的话语。高年级则教学生读《木兰诗》。学生对这些附加课很感兴趣。
年(成纪年)巴盟师范事件中，毕克齐关帝庙的汉校中，王云卿、李老师(此老村人，想不起名字了)被捕，王死在狱中，李后来取保释放，但被折磨得精神失常，出狱后抑郁而死。另一位王润老师有人给通了风，连夜逃回农村。直隐居到年抗战胜利。
学生去向。真武庙蒙校学生四年级以后，少数学生去厚和市土默特旗小学，继续读五、六年级。关帝庙汉校学生毕业后，少数学生去厚和巴盟师范学校、巴盟实业中学(其实是一个学校，在梁山街)学习，大多数学生各回各家了。
适龄儿童的入学率，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我们可以拿当时的人口做个大致的估计。年，毕克齐全镇人口为10，人，学龄儿童按百分之八计算，应为人。当年在校学生(包括私塾学生)约人，占学龄儿童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九，有百分之七十七点一的适龄儿童未能入学读书。
(四)年抗战胜利以后，于10月份毕克齐蒙汉两所学校同时复校。真武庙蒙校只一位教师(锡振华)，学生无几。关帝庙汉校有教师三、四人，其中有一位山西人叫周耀庭，其余不认识，学生报名的不多，大致编了一下班，并未实际上课。
民国三十五年()，两所学校同时正式开学。蒙校有教师二人，锡振华负责，另有教师张存福一人，工友一人，学生三十名左右。后来又有毕镇附近十来人要求入学，旗政府派来另一名教师，四个年级分两个教室复式上课。所授课程为公民、国语、蒙语、算术、手工、唱歌、体育等科。
关帝庙汉校因私塾均停办，学生大量要求入学，乡公所指定王润负责学校工作。王老师毕业于归绥一中(高中，年毕业)，抗战前曾任教于归绥市省立第五小学。因为有同学关系，他邀集了一批高质量的教师。
张万鹏，毕克齐人。此人为人和善，有多方面的才能，精于数学，能书善画，上学时被同学们称为“张万能”。祖上曾开药店，他本人也能诊脉处方。开学后任高级级任教师，五、六年级复式，在正殿教学。正殿中泥塑神象前边加一道隔扇，隔扇前。墙上抹一块黑板。学生们下课后还进入殿内在供桌上打乒乓球。
许德隆，毕克齐人，肄业于北京大学法商学院。“七·七”事变前，学校转到昆明与清华、南开合办西南联大，他走到青岛被日本人拦住，回到家乡，八年抗战在家中赋闲。许先生小个子，连鬓胡，胖胖的，上学时一次看《西游记》(无声电影)，影片中给牛魔王端饭的佣人，酷似先生，同学们以后便亲切地叫他“许厨子”。他为高级科任教师，教自然、史地等课。
傅守仁，本镇人，字雨卿，毕业于归绥一中(四年制初中)，小于张、许二先生约十岁，当时二十四五岁。傅先生秉性聪慧，有过人的记忆力，写一笔不错的柳体字，讲课略带口吃，但效果好。先生有偏爱好学生的小毛病。任三、四年级(复式)级任。
二年级级任教师郭丕明，小古城人，毕业于巴盟师范，爱好体育，有较好的音乐基础，业余爱好晋剧清唱，镇里唱社戏时他还登过台呢。
一年级级任王金，大毕克齐人，是个顶老实的好人，和学生关系极好。体育教师解守功，文化不高，篮球打得不错。
课程设置，初小与蒙校相仿佛，又开蒙语，高小多自然、史地两门。由于不少私塾转入的学生汉文程度较高，再加学生年龄结构特殊，教学很难进行。除上统编教材而外，还另授一些课外知识，如四年级加授历史，教材由傅老师自编，学生学得很有劲。五、六年级还选学一些古文及诗词，《吊古战场文》、《长恨歌》等诗文，同学们都背得滚瓜烂熟。
当时办学条件极差。关帝庙的格局是这样的：正殿三间，檐下横三个匾额，中间写着“浩气凌云”，左边为“威镇华夏”，右边为“忠心赤胆”。院狭长，中间一个牌楼，东厢房三间，三、四年级教室；西厢房三间，一年级教室。东厢房下边的一间为厨房，对面的一间西房为办公室，教师办公拥挤，批作业就去各自的教室；这也好，边批改，边给学生讲解，收益更高一些。牌楼正中间悬一横匾，上书“端品励学”，柿黄色底子，绿字，大约是寺庙办学后挂的，记不得年份了。下东厢房两间，二年级教室，两间下西厢房是危房，空着不用。庙门两侧为钟鼓楼，庙门正中竖挂“关帝庙”一匾，字形略小。庙有个东跨院，是空着的，可以做操、上体育课，再往东便是民房了。庙西边是一块园子地，比庙院地面低了不少。庙门前东西一条街，即关帝庙街。庙门对正有戏台、戏场，戏场西端为一篮球场。学校只有两颗篮球，几根跳绳用的绳子，手风琴也是年下半年才添置的。
学校设备虽然简陋，但并不影响开展活动。记得在傅、郭二位先生的指导下，还组织了学生会，开展学生自治活动，维持秩序，领队喊操，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王润校长倡议，由傅守仁先生作了校歌歌词，郭丕明先生作曲，很快便教会全校师生。其歌词曰：
阴山苍苍，
田野茫茫，
榆柳相映，．
绿水游中央。
呈现大好河山，
塞外之风光。
“端品励学”，
吾侪之榜，
朝夕锻炼，
健身强。
勤劳勇敢，
互助至诚，
使此种精神发扬。
教师的待遇是微薄的，主要特点是没有保证。蒙校经费及教师薪金由旗里下发，虽不能定时，倒还能定量，汉校的经费及教师薪金既不定时，又不定量，因为是由乡里拨给的。每月乡公所拨给学校小米，分派给各保，各保又派给各甲，最后各甲派到户。学校派工友到各户收米，收回来分配给教师。有些刁户，用种种借口，一推再推，总是不给，有的贫困户，自家还经常断炊，本来就拿不出，这可难坏了校长，跑乡公所，跑保公所，跑大户。老师们说：“泽普(王润字)，小心跑断老腿，磨破老嘴。我们是穷教员，你办的是饿学校。”大家哈哈一笑了之。先生们意在办学，并不计较眼前的得失。
(五)
年下半年，张万鹏先生应聘去归绥中学任教，许德隆先生应聘去了青年进修班(与正风中学同院)，傅守仁先生也被归绥市恒昌店巷女子小学请走了。王润先生又请来两位教师，一位乔介林先生，毕镇人，北京师范大学肄业，一位高之汉，兵州亥人，人们叫他“算破天”、“高三汉"。二位学识都不错，只是都有轻微的精神病，常对学生发脾气，王校长怕他们一怒之下体罚学生，不久便辞退了。后来又请来刘巨巢(毕克齐小古城人，从后套回来)、任志盛(本镇人，巴盟实业中学毕业)、许绶(许德隆先生长子，巴盟实业中学毕业)。
由于要求上学的日益增多，这年下半年有两所私立小学酝酿成立，一所是一贯道办的“忠如小学”，另一所是天主教办的“崇德小学”。这两所学校都在年3月开学，满足了儿童入学的要求。其中“崇德小学”的成立是费了很大周折的。
天主教归绥教区派神甫高若山(后套人)年下半年分别到察素齐、毕克齐筹建教堂，顺便办学校，办学校是为了建立教堂。听说察素齐比较顺利，办起了“崇仁小学”，即现在的察素齐第二小学校址。毕克齐则引起以李福田为首的地方绅士的反对。李福田，名存善，福田是字，蒙古族，住抹泥巷子，毕镇绅士之首，文盲，很会说话，从言谈上听不出他并不识字，谈古道今，引经据典，派头十足。少年时练过武功，身体清瘦，三角眼，走路很有精神，据说义和团反对洋人时，他练过“神兵”的功。李极力反对在毕克齐建立洋教堂。高若山经过多次的试探性拜访和谈判，都不能奏效。天主教的来头也不小，他们和省里、旗里、县里都有来往。归绥教区副主教白祥(磴口人)善于交际，曾与主教穆清海(比利时人)及集宁教区主教樊恒安(中国神甫)在归绥市创办“恒清中学”，被推举为“恒清”第一任校长兼校董事会常务理事，经常出入绥远省政府，与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也相当熟。高若山在毕克齐碰了壁，回归绥向白祥作了汇报，白先后拜会了归绥县县长杨凯南和土默特总管荣祥，并请荣祥先生(他也是“恒清中学”董事会常务理事)出面说情，荣派旗政府教育科长锡子玉(锡琨，阎桂房子人，蒙古族)专程对李福田做了工作，最后毕镇的士绅们讨论决定：只许办学校，不许建教堂。实际上这是睁一眼闭一眼的作法，办学和建堂本来就是一回事。年“崇德小学”还是开学了，校址即现在毕克齐第一小学。
“忠如小学”的建立虽也遭到地方士绅的非议，但他们认为“一贯道”只不过是歪门邪道，根本不放在眼里，且教师多系本镇青年，很快便被同意了。校址在头道街衙门巷口路南的大院内。
这两所学校都是初级小学，与公立学校使用同样教材，学生都不多。
至此，毕克齐有了公、私立小学四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百出头，约占适龄儿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年7月，关帝庙汉校第一届高小学生毕业，毕业学生共三十六名，其中二十多名升入归绥市的中学或师范，其余因年龄较大，家境较困难，回家参加了劳动。
真武庙的蒙校后来逐渐扩大了规模，由复式改为单式教学，校址迁到井儿街的药王庙，就是现在的民族小学。
关帝庙的汉校后来演变为今天的第四小学，这所学校历史最久，民国十三年()建立，对毕克齐的教育事业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崇德小学解放后被政府接办，改为毕克齐第一小学。忠如小学后来并入奶奶庙的第二小学。
民国三十四年到三十六年(～)这三年，是毕克齐教育由复兴转向发展的三年。是因为：第一，结束了封建的教育方式——私塾，走向了现代化的班级授课——学校；第二，学校从初具形式的复式教学，转变为一至六年级的完全小学；第三，学校布点合理，镇东北、西南、西北、东南各有一所学校，有利于学生上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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