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年，《慈善法》迎来了四年来第一次“大考”——为深入了解慈善法实施情况，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推动依法改进慈善工作，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慈善法执法检查，并选取部分人大代表听取意见。为了促进社会各界在慈善法执法检查中的发声与公共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灵山公益慈善促进会、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公益慈善与非营利法治研究中心、凤凰网公益、爱德基金会传一慈善文化基金在9月24日联合主办“社会参与慈善法首次执法检查研讨会”。作为社会组织代表，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在研讨会上针对“《慈善法》施行以来的慈善服务”主题做了发言。协作者云社工进行整理编辑后推送如下。
李涛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创始人，民政部首批全国社会工作专业领军人才，民政部全国社会工作职业资格水平评价委员会成员，民政部全国社会组织教育培训师资库教师。
从疫情下的农民工家庭
看社会慈善服务需求
年《慈善法》实施一周年的时候，我曾应邀参加过座谈会，当时谈了《慈善法》带来的几点变化，首先是社会对社会组织的质疑和排斥减少了，社会认同相对提高了；二是慈善组织资格认定加速了行业的分化；三是政社合作的范围明显扩大，合作内容也更为多元，政社伙伴关系的共识已初步形成。同时，我也表达了三点担忧，一是草根组织的处境令人担忧；二是社会组织成立动机更为复杂，使命感缺失的状况令人担忧，非营利性定位有待进一步强化；三是平台型组织/枢纽型组织鱼龙混杂，泡沫式发展，枢纽性功能和支持性功能发挥差强人意。4年后的今天，我依然持上述意见，《慈善法》在以上三个方面有积极的推动的作用，而以上三个方面的担忧依然存在。今天我所在的这个环节是谈《慈善法》实施以来，慈善服务的情况。结合着我在机构的感受，评价慈善服务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看看老百姓，尤其是底层公众的生活的满意度。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评判社会福利最好的、最有效的办法是看最有需要的人的享受程度。从年以来，协作者（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协作者）一直致力于服务有需要的农民工群体，我们在疫情期间对农民工家庭做了一个调查，我想先介绍一下这个调查中的三个发现：第一个发现是68.49%的农民工家庭的年收入低于6万，按照人均计算，符合总理所讲的6亿人月收入一千元。第二个发现是我们和5年前的一个研究进行比较，低收入的农民工家庭的幸福感比5年前下降，而且有31.56%的困境农民工家庭认为生活比5年前差。影响幸福感指数的主要有三个要素：身心健康、家庭、收入，其中身心健康的比重由5年前的26.30%上升至40.19%。协作者发布的《脆弱与潜能：疫情下农民工家庭调查报告》（点击链接查看报告详情）中，农民工“对个人改善生活的信心”调研数据第三个发现是农民工对个人发展的预期低于对社会发展的预期，即农民工一方面认为社会发展会越来越好，但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发展却缺乏信心。认为城市机会多空间大的农民工从28.40%下降至18.33%；与此同时，认为老家没有发展空间，只能出去打工的占比从35.30%上升至63.35%。这几个数据从侧面反映了习总书记所讲的主要矛盾的问题，当前人民群众对于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表现在慈善服务上，已经有别于传统的扶贫济困一般性服务，而是对身心健康、关系调适、社区参与和社会支持等更多元和更专业的要求。这意味着仅靠志愿者已经无法回应包括困境人群在内的人民群众对慈善服务专业化的质量诉求，必须培育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以及社会组织队伍，构建现代慈善服务体系。再回过头从《慈善法》的角度来看慈善服务，《慈善法》关于慈善服务的界定非常狭隘，局限在志愿服务。第七章关于慈善服务界定中，尽管服务主体是指“慈善组织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但8个条款中7个条款在谈志愿者。现代慈善制度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慈善服务在社会化、志愿性的基础上，进入机构化、专业化、职业化和国际化。这背后其实是慈善服务的4个供给主体的发展问题，一是以志愿者为主体的志愿慈善，二是以社会组织为代表的机构慈善，三是以社会工作为代表的专业慈善，四是以社会组织走出去为代表的国际慈善。今天我将重点谈一下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的慈善服务现状。社会组织构成的脆弱公益链条
首先看社会组织。从量上来看，尽管全国社会组织总量达到了89.6万个，但是增长率连续三年下降。从质上来看，尽管社会组织不断分化，但良性的公益生态环境至今没有形成。社会组织之所以分为基金会、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就是因为三类组织的功能优势不同，社会分工不同。这些功能必须互相协作，才可以形成一个良好的公益链条。那么这个链条怎么样呢？今年疫情期间我们做了一个关于社会组织参与疫情服务的调查，受访的社会组织90%以上都希望参与抗疫服务，但是48.21%受访的社会组织并没有参与，其中，没有资金支持而无法参与的社会组织占到了45%。全国目前有48.7万个社会服务机构，占到了社会组织的半壁江山，也是直接服务的主体，但大部分社会服务机构就是这么一个处境，想参与但缺乏资金支持。有钱的组织在哪里？基金会是被认定的慈善组织的主要构成，基金会在组织属性和角色合法性上，主要是资源配置。但是目前全国有家左右的基金会，大概只有1%是在做资助。再来看社区社会组织。年中央出台46号文件《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要求社会组织重心要下沉，要重点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由此直接促进了社区社会组织井喷式的发展。北京现在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是18,个，年增长率平均19.2%，远远高于社会组织12%的增长率。但从功能类型上看，做文体娱乐类的占到了44.62%，基层自治类与农村自我管理服务类的社区社会组织不足5%。也就是说本该发挥基层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功能的社区社会组织，其社会治理的功能非常弱。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社会组织的收入主要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会捐赠，年社会组织获得捐赠.2亿，比上一年度下降5.1%，彩票公益金.3亿下降13.4%。另外，我们在检索信息时发现很难找到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数据，原因一是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财政支出并没有要求专门公开，而且公开时往往涵盖在购买社会力量，没有单独公开数据。疫情期间，我们从2月份到6月份，发起和参与了三个面向社会组织的调查，每个调查间隔两个月，评估疫情对社会组织的影响。疫情对在一线的社会服务机构影响最突出：服务中断、人才流失、资金链面临断裂等等。6月份对社会服务机构的调查发现，78.15%的北京的社会组织账上资金能够维持机构生存时间集中在半年以内，13.91%的北京社会组织账上资金能够维持机构生存的时间仅够1个月。从2月2日苏州市发布《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积极展开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超过30个地方政府发布了扶持政策，希望借助政策杠杆，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冲击。然而，与对中小企业受疫情冲击的推荐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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