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问题涉及扶贫攻坚的终极目标，贫困户获得的福利类型及其福利效应事关扶贫治理的成效和意义。脱贫户获得的福利可分为特惠型物质福利、特惠型精神福利、普惠型精神福利与普惠型物质福利四种类型，上述分类构成了贫困户获得的多维福利的具体内容。尽管扶贫政策较为多样，但由于政策在执行时的“自保式逻辑”使得特惠型物质福利呈现出“选择性”特征。特惠型物质与精神福利可能导致贫困户的福利依赖，但普惠型物质福利能够有效地提升贫困户的可行性能力。特惠型物质福利的主要内容属于生存型福利，而后三种类型则属于发展型福利。此外，福利的碎片化呼吁社会政策领域尽快推进福利整合。
多维福利；脱贫户；福利获得；福利效应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官方公布的最新数据，当前我国的贫困人口由年底的万人降至万人，贫困发生率由当年的10.2%降至年底的0.6%，7年内有万人摆脱了贫困，精准扶贫已经取得历史性突破和决定性成就。截止到年底，剩余的万建档立卡贫困户也将摘掉贫困帽子，转变为“脱贫户”[1]。从“贫困户”到“脱贫户”这一身份的转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从国家层面来看，贫困户的全部脱贫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标志着我国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从个体层面来看，摆脱贫困不仅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大幅提高，同时也意味着生活状况的明显改善。如果按照阿玛蒂亚·森对于贫困的理解，即贫困就是福祉被剥夺的状态，扶贫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偿还或者补齐贫困者缺失的福利的过程[2]。那么，从贫困户转变为脱贫户，他们究竟获得了哪些福利？究竟哪些要素应该被计算进“福利”的范畴，又有哪些福利内容在现实中被忽视或者遗漏？依据何种标准对于福利进行分类是适合的？多维福利视角能否涵盖所有脱贫户的福利获得？
基于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本文拟从福利社会学的角度详细考察D村68户脱贫户的福利获得及各项扶贫政策的福利效应，进而对该地区的扶贫成效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回顾和总结。
二、福利分类、核心概念及分析框架的建构
(一)有关福利的分类
在英文中，福利(welfare)和福祉(wellbeing)是同义语，通常是指“个体或者群体的生活状态”。然而，在学术界，社会福利却是一个存在诸多争议和不同理解的概念。按照《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界定，狭义的社会福利是指针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服务和制度，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福利状态而做的各种制度安排[3]。狭义的社会福利又被称为“小福利”，而广义的社会福利又被称为“大福利”，我国学术界一般采用狭义的社会福利概念，而国际上则通常用广义的大社会福利概念。
怀海特认为，社会福利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在其社会环境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既要满足人们心理、精神的社会交往需要，同时还要为人们参与经济建设而提供充分的教育、咨询、就业等服务[4]。根据国家在福利供给中职能的不同，社会福利被区分为“补缺型福利”、“制度型福利”以及“普惠型福利”和“选择型福利”。此外，米吉利(Midgle)将社会福利分为非正式的、正式的与国家的制度三种类型。根据福利供给主体的不同，还存在福利三角与福利多元主义等划分类型[5]。
(二)核心概念界定
1.脱贫户
“脱贫户”从字面意思来讲是指摆脱了贫困的家庭。本文中，脱贫户是指经由扶贫干部多次帮扶、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当地贫困线以上进而从建档立卡系统中退出的贫困户。根据国家扶贫文件的精神，脱贫户“脱贫不脱政策”，他们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继续“享受”相关政策带来的各项福利，在扶贫实践中“脱贫户”和“贫困户”经常交替使用。在本文中，脱贫户是指截止到年12月31日已经摆脱贫困的贫困户。
2.多维福利
本文中，“多维福利”是指受益对象(脱贫户)在多个维度上所获得的多样化的福利内容。既包括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普惠福利，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同时也包括面向贫困户的特惠福利，如教育扶贫、行业扶贫政策等。既包括物质层面的福利，如住房、道路、环境的改善，也包括精神层面的福利获得。
3.福利效应
福利效应原本是福利经济学中的概念，通常指某项福利制度或者服务行为所带来的福利影响和福利后果，本文的福利效应是指贫困户获得的各项福利带给他们的影响和改变，也指福利制度产生的主客观影响。
(三)分析框架的建构
在扶贫实践中，脱贫户通常较为重视他们在物质层面的福利获得。而扶贫干部在帮助贫困户享受扶贫政策的过程中，则较为重视贫困户的精神福利。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组福利分类的维度。
第一组福利分类的维度：物质福利与精神福利。物质福利是指贫困户作为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从各项扶贫政策中所享受到的一切在物质层面的实惠和好处，既包括可见的、显性的物质福利内容，也包括各项扶贫政策与福利政策带来的收入补贴以及费用的减免，同时包括农村公共服务的普及以及基础设施的完善等。精神福利概念最早源于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指标和生活质量运动，狭义的精神福利是指单位或者企业为满足员工的精神需要在薪金之外提供的各种非物质形式的福利待遇，通常等于非经济福利[6]。本文中，精神福利是指扶贫干部在对贫困户帮扶过程中日常的探望、言语的关怀以及精神的鼓励等，虽然是抽象的存在，但对于贫困户树立脱贫信心、改善精神状态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组维度：普惠与特惠的维度。与此类似的福利二元划分还有格拉玆(Glazer)的一类福利和二类福利、沃伦斯基和莱博克斯的补缺型福利和制度型福利。本文提出普惠与特惠的分类维度，这也是基于现实基础上的“理想类型”建构[7]。特惠型福利是指针对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特有的具有选择性和补救性的服务或者制度。普惠型福利是指面向全体农村居民实施的、旨在提高其教育、医疗、住房、整体福利水平的各项制度安排。
本文认为，目前学术界关于福利类型的划分尽管对于理解扶贫实践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够完全涵盖扶贫领域贫困户所获得福利内容。因此，笔者将上述两组分类标准进行交叉分类，得到四个维度的福利类型：特惠型物质福利、特惠型精神福利、普惠型精神福利与普惠型物质福利。
三、D村脱贫户的福利获得及其类型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文中涉及的数据主要是根据D村年贫困户的建档立卡数据库以及该村的脱贫攻坚工作总结材料整理所得。本文的访谈对象包括扶贫干部和贫困户(分别用“1和2”进行编号，姓名代码为受访者姓名的拼音首字母)。访谈资料采用“访谈对象类别-被访人姓名代码-首次受访日期”的编码规则进行编号。
(一)D村脱贫户的基本情况
D村位于豫西地区的平原地带，属于非贫困村。全村共有人，人均耕地0.71亩。截止到年底，全村已脱贫68户，合计脱贫人口人。在该村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中，“因病致贫”占48.6%，“因残致贫”占31.7%，“缺技术”“缺劳动力”“缺资金”分别占比7.3%、5.5%、3.7%。此外，还有3.2%是因学致贫。
D村脱贫户以中老年为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近七成(67.65%)的脱贫户户主年龄都在60岁以上，其中高龄户主占全村脱贫户的22.06%。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户主占比一半以上(52.49%)，初中文化程度的占比44.12%。
该村脱贫户户主身体状况普遍较差，其中“健康”的比例仅为32.25%，其余近七成户主的身体状况为“残疾”(占比25%)或者“患病”(42.65%)。鉴于身体状况的限制，有超过六成(64.71%)的户主没有外出务工，有近三成(29.41%)的户主在县城附近打工。
(二)D村脱贫户的福利获得及其类型
1.特惠型物质福利
特惠型物质福利是专门针对贫困户的、最终以物质形式呈现的各类福利的总和。在此，贫困户的身份是决定他们能否享有各项福利的唯一依据。调查得知，D村68户脱贫户所获得福利可细分为如下几种类型：
(1)扶贫干部或者其他爱心人士逢年过节看望贫困户时带去的慰问物品。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政府的扶贫动员中，时常号召扶贫干部要与帮扶的贫困家庭“结对子”。而慰问物品既体现了扶贫干部对贫困户的关怀，同时也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春节前我们单位会专门给承包的几户贫困户送去米面油等物资，(福利)跟我们发的完全一样。”(1-DL-1021)“有时候我也会给他们带去一些爱心人士捐赠的书包、作业本或者旧衣物等。就我承包的3户贫困户而言，每年至少有2-3次”。(1-WP-0718)。
(2)各类补贴性收入与费用减免。补贴性收入属于经济福利，同时是许多贫困户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补贴来源来看，补贴主体既有农业部门，同时还包括教育、医疗、民政、住建等其他部门。补贴的内容涵盖生产、生活的多个方面(包括种植养殖补贴，低保补贴、护理补贴、交通补贴、家庭电费补贴、住房补贴等，此外还有教育部门针对贫困户子女的学费补贴、住宿补贴、雨露计划补贴、营养餐补贴等)。从补贴的性质来看，涉及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产业扶贫等多项扶贫政策。
为了减轻贫困户的经济负担，涉及贫困户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部分的费用通常由地方财政承担。此外，贫困户在住院期间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通常也高于非贫困户。如果说慰问物品、补贴性收入属于可见的、显性福利的话，减免的费用可以归结为隐性福利。
根据对D村第一书记的访谈得知(见表1)，年以来，D村共有3户贫困户享受到每年元的肉牛养殖补贴，45户贫困户享受到农业种植补贴。此外，有53名在校贫困学生享受教育补贴，惠及46个贫困家庭。50户贫困户享受低保补贴，9户贫困户享受“五保”补贴，此外，57户贫困户接受医疗救助补贴，13户贫困户获得危房改造补贴，21户贫困户获得残疾护理补贴，50户贫困户获得电费补贴等。
(3)扶贫政策带来的其他福利
贫困户获得的特惠型物质福利除了上述两种类型外，还有一部分是扶贫政策带来的其他福利，如产业福利和就业福利。所谓产业福利是指产业扶贫政策带给贫困户的收入福利，就业福利即贫困户参加技能培训之后外出务工的收入以及在村庄内部就业而获得的收入。年以来，D村的光伏发电项目带动49户贫困户脱贫，另外39名贫困户外出务工，24人在村庄内公益岗位就业。
表1D村脱贫户获得特惠型物质福利情况
2.特惠型精神福利
相比于物质福利，精神福利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容易被忽视。精神福利作为抽象的存在，通常伴随扶贫干部送温暖、落实政策等探望行为得以传递。本文将精神福利操作分为三个具体的指标：探望频次(扶贫干部每月至少上门探望一次)、幸福感(贫困户的个人感受)、精神状态(生活压力有所减轻、生活满意度明显提升、自信心明显增强)。
调查得知，D村扶贫干部每个月至少一次到贫困户家中探望；55户贫困户表示幸福感明显增加；48户贫困户表示生活压力比以前有所减轻，生活满意度和自信心都有明显增强。(见表2)
表2D村脱贫户获得特惠型精神福利情况
3.普惠型精神福利
普惠型精神福利是指面向全体农村居民的、以文化为主的非物质福利的供给，本文中普惠型精神福利主要是指文化下乡活动带给贫困户的精神福利。
年，该县广电部门免费为D村贫困户发放了电视机顶盒，电视的普及也让贫困户的精神生活得以改善。近年来，D村围绕LH山提水灌溉工程、示范村建设工程等全力打造特色小镇项目，并于年2月被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命名为L市唯一一家文化产业特色乡村。随着综合文化中心的建成投用，村里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广场舞大赛、家风家训传承活动等让贫困户的精神福利得到极大提升，生活幸福感明显增强。“俺村广场这还没建完，白天晚上就有过来活动、跳舞的，有了这个跟城里一样的广场，我们可有地方逛逛了，老百姓可高兴了”(2-HX-0614)。除此之外，党群服务中心、文化器材、广播器材和体育健身器材、农家书屋等一系列物质配套使得贫困户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享受到普惠型精神福利，提升贫困户的总体福利水平和生活幸福感。
4.普惠型物质福利
普惠型物质福利是由国家供给的、面向全体农村居民实施的福利内容，具体是指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普及。
年以来，D村共完成了3条村内道路硬化，修建了平方米的文化活动中心和文化广场，全面拆除了村内旱厕，新建了2个公厕，户改造为水冲式厕所，在村庄主干道全部安装了路灯，整个村容村貌大幅度改观。此外，雨污分流工程、电网改造过程、安全用水工程、垃圾清运工程等多项内容在近年投入施工。
乡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解决农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前提和基础[8]。就公共服务而言，D村贫困户全部享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慢性病门诊统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医疗服务，住建部门对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房屋安全鉴定，并出具了房屋安全鉴定报告。政府部门组织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服务内容涉及教育、就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等8大领域。(见表3)
表3D村脱贫户获得的普惠型物质福利情况
四、贫困户获得的多维福利及福利效应审视
(一)特惠型物质与精神福利产生的福利效应
由上文可知，特惠型物质福利涵盖了多个部门、不同领域的扶贫资源，反映了脱贫户获得的各项实际福利，体现了多部门之间的通力合作和扶贫成绩。但是，从实际受益群体的分布来看，并非所有贫困人口同时从中受益，换言之，特惠型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是“选择性福利”，选择的依据则是每一项社会政策惠及对象时的“精准”要求。以“技术性治理”为核心的精准扶贫有相当一部分工作是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精准扶贫能否“精准”是考核基层治理者最为敏感的“红线”[9]。因此，在各项福利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基层政府采取“自保式”的执行逻辑，一方面“积极领会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另一方面“尽量少发挥”，其结果就是底层执行者更加注重“形式合法性”，在落实各项扶贫政策时“注重文件条款而忽视实际需求”，最终导致特惠型物质福利的“选择性”惠及以及贫困家庭受益范围的有限性。
但是，无论是物质福利还是精神福利，由于我国精准扶贫体制设计时明确的特惠性和指向性特征，使得扶贫福利资源在配置时具有明显的“聚光灯”效应(是指只要被评为贫困户就能源源不断地获取福利资源)[10]。该效应客观上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贫困户的“福利依赖”心理和行为，二是非贫困户对于“贫困户”身份的争夺及对特惠福利的“眼红”。结合D村68户脱贫户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福利资源向贫困户的倾斜的确造成了部分贫困户的“福利依赖”，表现为主观上脱贫动力不足，客观上对于各项福利严重依赖。不仅贫困户所获得的物质福利让人眼红，扶贫干部频频到贫困户家中走访(即扶贫干部向贫困户递送的特惠型精神福利)也让许多非贫困户心理上出现不平衡感，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贫困户身份的“去污名化”，强化了“当贫困户光荣”的心理认同。
(二)普惠型物质及精神福利产生的福利效应
当代社会政策大师蒂特马斯(Titmuss)是普惠型福利(服务)的坚定捍卫者。在他看来，普惠型福利是对所有人开放而无需任何收入审查的福利[11]。一方面有利于社会整合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废除公民之间的差别与歧视，降低由于分隔造成的不平等，进而促进社会团结的实现。普惠型福利同时也是国家义务和责任的中心，国家应该对少数群体的困难和贡献做出补偿。蒂特马斯的上述观点可以作为当前我国全力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极好注脚。
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扶贫资金仅为5亿元，年增加到亿，25年间中央财政累计安排扶贫资金0多亿元。年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达到历史新高，金额为亿元，较上一年增长23.2%，全国扶贫专项支出达到亿元，同比增长46.6%[12]。中央财政的扶贫专项资金一部分以转移支付的形式直接瞄准贫困户，成为贫困户获得的特惠型物质与精神福利的直接来源；另一部分则投入到农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普惠型福利的供给之中。以D村为例，年以来，单就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投入就高达万。①
那么，上述普惠性物质福利对于一般农户和贫困户而言分别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实际中又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呢？郭金玲认为，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既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还可以在直接和间接层面促进经济的增长。她通过对大量实证数据的分析指出，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带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村的面貌，丰富了农民的生活[13]。上述观点可以作为普惠型物质福利带给一般农户的福利效应的佐证。
对于贫困户而言，农村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完善对于他们的意义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不仅在客观上改善了他们日常生活的物质环境，提升了其生活质量和福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可行性能力”，进而达到稳定脱贫的效果。但是结合D村的实际情况，笔者发现，部分贫困户由于过分注重其贫困户身份带来的特惠型物质福利，导致他们在一定程度忽视或者误读了国家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方面投入的初衷，觉得“普惠型福利”与他们无关，进而在主观上将该部分福利排斥在福利获得之外。与此相关的是，部分贫困户对物质福利的“重视”和对精神福利的“轻视”既会影响到福利递送者(扶贫干部)的积极性，导致福利传送过程的效率损耗，也将影响贫困户从上述福利中深度获益，进而影响到扶贫政策产生长远而正向的福利效应。
(三)生存型与发展型福利共存背景下多维福利分类及其整合问题
在西方学者米吉利看来，社会福利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类福祉，促进人类发展。以此为基础，米吉利将社会福利分为生存型福利与发展型福利，前者指的是社会福利“保基本”的功能，而后者则是指社会福利具有促进目标群体社会性发展的功能，该福利范式主张政府、社区及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义制度供给[14]。
借用上述福利分类来审视本文对于脱贫户福利获得的类型学划分，笔者认为，特惠型物质福利部分对于贫困户而言主要具有维持其生存和基本生活的意义，也即，该部分获得的福利主要是生存型福利，而特惠型精神福利、普惠型物质福利以及普惠型精神福利则致力于提升贫困户的发展型福利，让包括贫困群体在内的广大农村居民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受益，进而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发展目标。
按照发展型社会福利的内涵，多元主义福利供给是其发展的方向。但就目前中国扶贫领域的福利供给来看，尽管有扶贫政策倡导社会力量、市场主体等多元参与精准扶贫，但在实践中，政府还是多维福利的主要供给主体，尚未形成福利多元主义的福利供给局面。这一方面与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受到现阶段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任务的“倒逼”。年底让全部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平，而且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鉴于此，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贫困户的福利供给与生活福祉的真正改善，强力推进“两不愁、三保障”在农村地区的全面实现。D村脱贫户获得的多维福利充分体现了各种资源向贫困地区、贫困人群的倾斜，体现了社会公正。与多维福利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福利的碎片化及其整合问题。在本文的具体分析中，福利来源的多部门(如多种收入性补贴)也充分体现了福利的多维度及碎片化特征。福利的碎片化固然与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制的碎片化相关，同时也说明了基本公共服务尚未达到均等化的要求。在此基础上，跨越城乡差别的社会福利建构和福利整合被提上日程，普惠型、整合式的社会福利制度[15]以及适合中国国情的、基于底线公平原则的福利中道论和福利整合论开始成为我国福利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主流呼声[16]。
五、结论与思考
本文以豫西地区的一个村庄为例，运用多维福利视角对于该村68户脱贫户的福利获得进行全面概括与审视。类型学的划分意义在于将福利内容具体化，进而帮助研究者获得关于“贫困户如何受益”以及“何种程度受益”等问题的全面认识。福利问题也涉及扶贫攻坚的终极目标，贫困户获得的福利类型及其福利效应事关扶贫治理的成效和意义。在农村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以及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原有靠家庭、亲友等非正式体系提供福利支持的时代已经结束，我国也正在迈向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适度普惠型福利社会的建设阶段。一方面，政府在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制度及福利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力争从制度上为农村居民和弱势人群提供完备的福利保障；另一方面，政府也在积极地承担福利供给的主体责任，整合不同的部门资源，致力于农村贫困群体的福利提升和福祉改善。
本文建构的多维福利分析框架属于福利社会学领域内的初步探索，其意义在于运用福利话语和福利视角对于精准扶贫的成效进行整体透视。随着精准扶贫战役接近尾声，后扶贫时代福利社会建设与乡村振兴的课题已经提上日程。如何让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如何将不同维度上的福利内容进行整合，确保弱势人群的福利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又不至于形成福利依赖，是值得研究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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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上述数据是根据D村年脱贫攻坚工作总结材料计算得出。
原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5期，第18-22+页。
作者简介：范会芳，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城乡社会学、农村社会保障。
本期编辑：潘思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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