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门弟子以素质齐整、院长频出著称。他指导的四位81级硕士蔡江南、符钢战、金重仁、史晋川在当时即有“四大金刚”之说。他向国内输送了近十位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第一届研究生舒元年成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带出了一批南方经济学家。
他的学生中，问鼎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例如蔡江南、符钢战、袁志刚先后获得孙冶方奖，史晋川、张军先后获得张培刚奖。张军还与林毅夫、樊纲获得百万奖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学生们
能在年考上宋承先先生的研究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院长袁志刚认为自己很幸运。年从杭州大学毕业后，他分配到舟山中级法院工作。当想好要回到学校继续深造，他决定既然要学当代经济学，就要找最好的老师，宋先生是最佳人选。
年代初，刚刚从文革走出来的中国大学，经历了与世界几乎隔绝和无法维持正常教学的十年，极度缺少能够教授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老师。上海之外是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和张培刚教授，年他们合著了最早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上海就是年代从哈佛经济系回国的陈彪如先生，以及宋承先先生。在经济体制改革风起云涌的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西方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宋先生的研究生总是报考的大热门，能成为考上的三个人之一，也是外校的唯一一个，“不容易。”袁志刚说。
在宋先生这里他们接受了与当时其他复旦经济系的研究生颇为不同的教育。
宋先生指导的级硕士、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明海还记得第一次听宋先生课的情形，那是年的9月，天气还留着夏天的燥热，坐在一教一楼的教室，还能听到窗外的蝉鸣声。张明海的心情却没有这么轻快，事实上，他正试图艰难地跟上宋先生的思路。宋先生吸烟，上课时也常常右手擎烟，左手托着代替烟灰缸的烟盒，讲课的思路也像烟雾一样散开。他常常提到一种理论，给出一些精辟的评判，又瞬间去讲另一个似乎并不相关的经济学家，也并不完全按照教科书的顺序和范围。
“老先生是很有深度的，听他上课要课外多读书，保证知识的存量，自己能思考宋先生为什么会从这一点跳到另一点。”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现任金融研究院院长的史晋川曾是宋先生指导的级硕士。在他的记忆中，宋先生的话中常有机锋，他还记得在评论货币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综合学派在财政政策重要还是货币政策重要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时，宋先生点出关键之处在于对货币流通速度是否稳定的看法不同。这句话如同画龙点睛之笔，使整个脉络变得清晰起来。
除了讲授的课程，宋先生还根据前沿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和中国经济的现状，给研究生开出多门专题讨论课，其中包括经济发展理论、福利经济学、激进经济学和通货膨胀。讨论课的地点时常变化，张军就总在自己的寝室等着宋先生过来授课，宋先生带着手写的讲义，上面有各种颜色笔写的密密麻麻的批注。同学们围坐在桌子旁边，宋先生讲到得意处，还会敲敲桌子，示意学生看讲义。
张明海在研二去往人民大学参加为期一年的中美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也称福特班，这个由福特基金会和国家教委合办的项目先在人大开设，年拓展至复旦，到年的10年间培养了最早的一批直接接触西方前沿经济学理论的学者。
尽管录取严格，福特班却永远不缺少宋先生的学生。宋先生要求研究生尽可能阅读英文文献，在专题课讨论前一定要先研读该主题的经典文献。
当时的很多文献都来自宋先生的私藏。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宋先生是少有的能通过复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美领馆等渠道获得国外研究文献的人，尽管不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宋先生一直坚持学习英文，更新知识。看到好的论文，他就会自己保存下来，再印给学生。这样与西方接轨的经济学训练给了宋先生的学生更多机会，也激励学生认真提高英文，为在世界各地求学打下基础。
专题课上讨论的问题常常能成为学生论文的来源，学生们研究的方向很多，并不都和宋先生一致，但宋先生思虑长远，改革开放需要哪方面的研究，他就会积极介绍给学生，现在执教于美国创价大学的陈鸿仪就在宋先生的建议下开始研究国际贸易。
受宋先生教诲的远不止有他的研究生，他受邀去各个大学开设西方经济学的讲座，翻译西方名著，出版教科书……他首先在复旦大学恢复开设“外国经济学说史”和“当代西方经济学”课程，大受欢迎。-年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不久即举办大型的《国外经济学说讲座》，每周一次，共60讲，全面而系统地评介国外经济学说，宋先生和北京大学范家骧教授共同主讲《增长经济学》部分，每次都有数百人参加。
他培养出的学生们也迅速成为中国西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坚力量。陈鸿仪年入学，还没有毕业就被邀请去讲授宏观微观经济学和国际贸易的课程。在宋先生的研究生中，大量学生选择了从教，除了部分留校，很多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宋派”学术思想带去国内外各个高校。
宋门弟子以素质齐整、院长频出著称。他指导的四位81级硕士蔡江南、符钢战、金重仁、史晋川在当时即有“四大金刚”之说。他向国内输送了近十位经济和管理学院“院长”。第一届研究生舒元年成为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院长，带出了一批南方经济学家。他的学生中，问鼎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的比例也是最高的。例如蔡江南、符钢战、袁志刚先后获得孙冶方奖，史晋川、张军先后获得张培刚奖。张军还与林毅夫、樊纲获得百万奖金的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尽管你不能说所有人都是宋先生的学生，但是毫无疑问，不仅仅是复旦，第一批中国改革开放后受教育的西方经济学学者的成长离不开宋先生的努力。”袁志刚说。
潜心学术
在《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一书中，作者总结了几位出生于年以前，又在改革开放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对科学真理追求之间时有矛盾。
但在宋先生这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理论并不对立。在早年经济思想史扎实的学习中，马克思经济思想被置于整个西方经济学脉络中考察，这帮助宋先生深入了解马克思经济思想产生的前提条件和之后西方经济学的分化。
既通西方经济学，又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谓之“双通”。复旦大学在年到年间出版了一套《资本论提要》，前三卷由资本论专家张薰华与洪远朋老师写作，关于剩余价值学说史的第四卷则由宋先生执笔。
年代到年代，宋先生专注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引入，写作了数部评价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包括《马尔萨斯经济理论批判》（年），《论重农主义》（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资产阶级经济危机理论批判》（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改革开放之后，他开始系统介绍西方经济学中可以借鉴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说和方法，先后出版了《增长经济学》、《当代外国经济学说》、《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等书，同时还在积极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
《现代西方经济学》上册年出版，这是宋先生倾注极大心血编写的一本教科书。宋老师自道：“本书如有任何特点的话，是在适当的地方，用对比分析的形式，陈述了我学习马克思《资本论》的一些心得体会。”并不视西方经济学为资产阶级糟粕，也不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非科学，宋先生给予的是同情之理解。
宋先生去世后，他的学生许强年修订出版了本书的第三版，在前言中，许强说出了自己的难处，“坦诚的说，在以马克思的观点来批评西方经济学，我不够宋先生的百分之一。”
年，宋先生68岁，年岁日增，身体抱恙，但他希望尽快写就《现代西方经济学》下册，完成包括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系统论著的心情更加急切了。
年代中期，张明海常常下班后的夜晚到宋老师在复旦第七宿舍的家中拜访。他记得宋老师书桌上总是摊开了一大堆稿子，桌子玻璃下还压着纸条，简单地记着国外某个经济学家的生卒年月。
“宋老师答应要送下册给我们，但我们知道宋老师年岁已高，不好意思再提这本《西方经济学》（下册）。”但宋老师自己对张明海说：“我像胡适之一样，著书只有上册，下册总是出不来。我那本下册也总写不完，不知什么时候出了。但出了一定给你们！”年，《西方经济学》（下册）还是出版了，规模比上册更添10万字。
在女儿宋慧毅的记忆中，父亲总是在那一方靠北的斗室中伏案写作的，每次回家，映入眼帘的总是背影。在这种高强度的思考和写作中，宋先生一直保持着一种规律的生活，晚上九点钟入睡，早上七点钟开始写作，每到饭点，夫人做好饭摆上桌，宋先生的思考告一段落了，就出来吃一点东西，然后返回去继续工作。
文革的十年中，尽管宋先生还是坚持阅读学术文献，但研究毕竟是中断了。张明海说，尽管老师没有直接地说过感怀的话，但他能感受到老先生时不我待的心情。好的想法可以改变国家，老的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担当就表现在宋先生一篇篇论文、一本本著作中。
年，77岁的宋先生仍对书作了修订，添加了公共选择理论、信息经济学等前沿内容。《现代西方经济学》初版发行后20年间已经累计售出近一百万套，帮助了大批希望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学子。
年代，中国经济学家深刻参与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急剧变动的社会经济环境每时每刻都在给经济学家提出新的问题。宋先生也开始将自己所掌握的理论来对经济运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提出有效的对策。
在学术上，宋先生是自信的。从60年代开始，宋先生与人民大学的卫兴华老师展开了多次笔战，议题包括价值决定与供求关系、货币流通规律、需求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80年代，宋先生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现状和政策发表了大量论文，其中相当部分
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